“好政府主义”的由来
“好政府主义”、“好人政府”、“好人”，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桩比较有名的“公案”。现在一般的读书人，之所以知道这桩“公案”大多是通过鲁迅先生的杂文。
1930年3月1日，鲁迅先生在杂文《习惯与改革》中写道：“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①在这里，鲁迅先生意在批评旧习惯的力量之大，拉出“好人政府”，不过是用他惯用的笔法，顺便嘲弄一下罢了。中国旧习惯的力量巨大，常常使得“改革一两，反动十斤”，这也是确确实实的事实。远的不说，只说最近的事情罢。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中，对于“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打击，那可真称得上是摧枯拉朽。破“四旧”的红卫兵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一番打砸和强迫改革之后，所有戴着“四旧”帽子，以及与其沾边的东西，差不多都销声匿迹了，社会上一片新气象。然而，时过境迁，“文革”结束不久，那些曾经被摧毁的东西，却又如同野草一样，齐刷刷地从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有很多东西，一时间竟成为一时之时髦，引得千万人竞折腰。而到了现在，修庙宇建道场、演古戏尊皇上、拜神灵请卦师，已经又成为时尚了。
所以，现在真的不能不佩服鲁迅先生的眼光之准，认识之深。但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似乎没有谈到，这就是：那旧习惯的力量究竟是从何而来，它们遇到改革后，又躲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它们如幽灵一样，有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老巢，或者是一个大本营？显然不是，因为所谓的习惯，是千百万人的共同行为取向。所以，习惯的力量，其实就在中国人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的心中。它遇到一时打击时所谓的消失，不过是暂时地藏于心中，潜于心底罢了。一旦那打压的力道松驰或消褪，它便又悄悄地浮了上来。因此，改革掉千万人心中的旧习，是必须用人们能够接受和习惯的新习将其置换出来不可。
鲁迅先生再次提到“好政府主义”，是同年所写的另一篇杂文，即《“好政府主义”》。这一次是针对梁实秋先生的，用语也就更加苛刻，已近于讽刺了。他说：“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②
如果只读鲁迅先生的这些杂文，是还不能完全明白这桩“公案”的底细的，因为人们不知道那“好政府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不知道那“好药料”究竟是些什么药料，是甘草、三七呢，还是黄连、巴豆。所以，重要的还要看一看给鲁迅先生的杂文所作的注释。
1981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第4卷所载的《习惯与改革》一文后，附了较长的“好人政府”的注释。为防遗漏，这里全文转录如下：
“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知识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人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底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0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2005年11月版的《鲁迅全集》中，对此条的注释，删掉了最后的两句，其他没有改动。）
从这个注释中看，似乎“好人政府”原来是胡适等人的我自我广告，与现在的大学生临毕业时搞的那个自荐书差不多，目的是到政府里找个差事做做。但以胡适的的社会地位和学识，要想到政府中找一份差事，其实是用不着为自己做这样一个广告的。相反，从胡适的经历看，倒是政府多次邀请他到政府中做官，甚至还请其出来竞选总统，但几次都被他推掉了。抗日战争起来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那多半还是为了民族战争的缘故。
因此，上面所引的注释中虽然也有对“好人政府”内容原文的引用，但是，仅从那片言只语中还是很难明白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作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我想，一个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的主张，不会仅仅是“我们想到政府里去做事”那么简单。
近日，闲读胡适的一本文集——《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三卷，③偶然中从胡适所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看到了“好人政府”的大体面目。非但如此，胡适还较为详细地交待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前后的背景。
据胡适的记载，出版于1922年5月的《努力周报》，是丁文江最早提倡创办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但在政治上也很有热情。他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在丁文江的倡议下，这个小团体成立了。据胡适回忆，“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丁文江确实是非常热衷于政治的，有了小团体，他又提议办一份“批评政治的小周报”。得到“社员”的赞成后，丁文江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胡适为此还算了一笔账：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是十四元。那时要办的是一份小周报，印刷费用不是很高，又没有稿费，所以，三个月后，《努力周报》这个独立的小刊物便正式出版了。
当时，《新青年》杂志早已风行，胡适先生曾在那里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因此，丁文江批评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从胡适所写的这些文字看，胡适与丁文江等人，不论是成立小团体，还是创办小周报，都没有要急于加入政府的意思，不过是想批评政治，希望有一个好的政治罢了。因此，《努力周报》创刊的第二期，便登出了那一篇引出了“好政府公案”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这，也就是“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的认识基础。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较为详细地写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内容。还是为防止遗漏，在此将胡适的这一段文字全文转录于下：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十六个人签名的，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先生领衔，在君（即丁文江，引者注）和我签在最后。这篇《政治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不少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的方面，第一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一个宪政的政府，（二）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三）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与恶势力作战。“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五、我们对于当前问题的意见：（一）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我们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三）我们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裁废虚额，缺额不补”，是在君主张最力的。（四）我们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的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五）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我们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选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六）对于财政问题，我们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我们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此后，笔者又查了一点相关的资料，但对《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内容的转述，都不如胡适先生的回忆详细。签名的十六人中，除了胡适先生列出的以外，现代人比较熟悉还有汤尔和、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王伯秋、王文伯等，胡适确实是最后一个签名者。从签名的名单中可以看出，签名者的政治信仰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此文发表之后，在当时确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北京有7所高校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这一主张。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稍微象样的自由主义运动’。”④
以胡适先生的叙述与《鲁迅全集》卷4中关于“好人政府”的注释对比，可以发现有几点不同，一是“好政府主义”不是以胡适为主提出来的，从签名的顺序看，蔡元培才是主导者。而从胡适的回忆中，又知道丁文江先生是主要的倡导者；二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他们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政治主张，概括起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宪政的、直选的、公开的、自由的、有计划的政治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三是他们倡议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也就是“好人”，要敢于利用舆论，要有奋斗精神，与当时的恶势力进行战斗。而这个恶势力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割据的军阀、腐败的政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其他旧习惯等。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应该是与鲁迅先生批评“反动十斤”的思路是一致的。
从胡适的一生看，他的政治理想是改良，不赞成激烈的革命。他所倡导的方法是从造就自由的，高素质的个体开始，并且相信文化改造的力量。他希望用新的文化渗透到每个人中，造出一批的新人。通过新人，来自然而然地完成新的社会秩序的建设。可能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政治理想，基本上与胡适先生的政治理想相合，而胡适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因此，这个“好人政府”的账后来也就记到他的头上来了。
然而，这个当时受到好评的“政治主张”，后来很快就冷落了下来，并且时常为人所诟病，究其原因，除了后来的政治思潮渐渐地以左倾为主以外，还与那些签了名字要做“好人”的人，很快在腐败的政治面前碰了一个大钉子有关。医学博士汤尔和1922年2月做教育总长，但仅仅5天就因为财政预算的争论而辞职了。被冠以“好人政府”标签的王宠惠内阁，也仅仅撑了一个月，便在1922年11月中旬跨台了。而它的财政总长罗文干则因被控在与奥地利签订一项条约时受贿而入狱，尽管后来宣布无罪。1923年1月，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第一个签名的蔡元培先生，时任北大校长，则以辞职抗议罗文干的被捕和政治的丑恶。⑤这一面看出当时政治的腐败是多么地严重，想做一个好人又是多么地艰难，另一面也是“好人政府”受到冷落，社会日趋左倾的原因所在，人们面对如此的黑暗与腐败，渐渐失去了改良的信心而转向爆烈的革命，希望用革命摧毁这可诅咒的一切，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而这一切，都是鲁迅先生亲眼看到的，又因为先生是一个对旧社会、旧制度、旧习惯最坚定的破坏者。所以，鲁迅先生不赞成“好人政府”，并对其进行讥讽也就可以理解了。
（2006年8月13日）
注释：
①②鲁迅，《鲁迅全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224页，第243页；
③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1版；
④傅国涌著《笔底生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128页；
⑤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137页。
1930年3月1日，鲁迅先生在杂文《习惯与改革》中写道：“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①在这里，鲁迅先生意在批评旧习惯的力量之大，拉出“好人政府”，不过是用他惯用的笔法，顺便嘲弄一下罢了。中国旧习惯的力量巨大，常常使得“改革一两，反动十斤”，这也是确确实实的事实。远的不说，只说最近的事情罢。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中，对于“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打击，那可真称得上是摧枯拉朽。破“四旧”的红卫兵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一番打砸和强迫改革之后，所有戴着“四旧”帽子，以及与其沾边的东西，差不多都销声匿迹了，社会上一片新气象。然而，时过境迁，“文革”结束不久，那些曾经被摧毁的东西，却又如同野草一样，齐刷刷地从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有很多东西，一时间竟成为一时之时髦，引得千万人竞折腰。而到了现在，修庙宇建道场、演古戏尊皇上、拜神灵请卦师，已经又成为时尚了。
所以，现在真的不能不佩服鲁迅先生的眼光之准，认识之深。但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似乎没有谈到，这就是：那旧习惯的力量究竟是从何而来，它们遇到改革后，又躲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它们如幽灵一样，有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老巢，或者是一个大本营？显然不是，因为所谓的习惯，是千百万人的共同行为取向。所以，习惯的力量，其实就在中国人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的心中。它遇到一时打击时所谓的消失，不过是暂时地藏于心中，潜于心底罢了。一旦那打压的力道松驰或消褪，它便又悄悄地浮了上来。因此，改革掉千万人心中的旧习，是必须用人们能够接受和习惯的新习将其置换出来不可。
鲁迅先生再次提到“好政府主义”，是同年所写的另一篇杂文，即《“好政府主义”》。这一次是针对梁实秋先生的，用语也就更加苛刻，已近于讽刺了。他说：“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②
如果只读鲁迅先生的这些杂文，是还不能完全明白这桩“公案”的底细的，因为人们不知道那“好政府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不知道那“好药料”究竟是些什么药料，是甘草、三七呢，还是黄连、巴豆。所以，重要的还要看一看给鲁迅先生的杂文所作的注释。
1981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第4卷所载的《习惯与改革》一文后，附了较长的“好人政府”的注释。为防遗漏，这里全文转录如下：
“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知识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人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底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0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2005年11月版的《鲁迅全集》中，对此条的注释，删掉了最后的两句，其他没有改动。）
从这个注释中看，似乎“好人政府”原来是胡适等人的我自我广告，与现在的大学生临毕业时搞的那个自荐书差不多，目的是到政府里找个差事做做。但以胡适的的社会地位和学识，要想到政府中找一份差事，其实是用不着为自己做这样一个广告的。相反，从胡适的经历看，倒是政府多次邀请他到政府中做官，甚至还请其出来竞选总统，但几次都被他推掉了。抗日战争起来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那多半还是为了民族战争的缘故。
因此，上面所引的注释中虽然也有对“好人政府”内容原文的引用，但是，仅从那片言只语中还是很难明白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作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我想，一个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的主张，不会仅仅是“我们想到政府里去做事”那么简单。
近日，闲读胡适的一本文集——《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三卷，③偶然中从胡适所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看到了“好人政府”的大体面目。非但如此，胡适还较为详细地交待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前后的背景。
据胡适的记载，出版于1922年5月的《努力周报》，是丁文江最早提倡创办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但在政治上也很有热情。他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在丁文江的倡议下，这个小团体成立了。据胡适回忆，“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丁文江确实是非常热衷于政治的，有了小团体，他又提议办一份“批评政治的小周报”。得到“社员”的赞成后，丁文江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胡适为此还算了一笔账：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是十四元。那时要办的是一份小周报，印刷费用不是很高，又没有稿费，所以，三个月后，《努力周报》这个独立的小刊物便正式出版了。
当时，《新青年》杂志早已风行，胡适先生曾在那里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因此，丁文江批评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从胡适所写的这些文字看，胡适与丁文江等人，不论是成立小团体，还是创办小周报，都没有要急于加入政府的意思，不过是想批评政治，希望有一个好的政治罢了。因此，《努力周报》创刊的第二期，便登出了那一篇引出了“好政府公案”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这，也就是“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的认识基础。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较为详细地写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内容。还是为防止遗漏，在此将胡适的这一段文字全文转录于下：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十六个人签名的，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先生领衔，在君（即丁文江，引者注）和我签在最后。这篇《政治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不少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的方面，第一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一个宪政的政府，（二）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三）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与恶势力作战。“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五、我们对于当前问题的意见：（一）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我们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三）我们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裁废虚额，缺额不补”，是在君主张最力的。（四）我们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的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五）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我们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选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六）对于财政问题，我们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我们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此后，笔者又查了一点相关的资料，但对《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内容的转述，都不如胡适先生的回忆详细。签名的十六人中，除了胡适先生列出的以外，现代人比较熟悉还有汤尔和、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王伯秋、王文伯等，胡适确实是最后一个签名者。从签名的名单中可以看出，签名者的政治信仰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此文发表之后，在当时确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北京有7所高校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这一主张。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稍微象样的自由主义运动’。”④
以胡适先生的叙述与《鲁迅全集》卷4中关于“好人政府”的注释对比，可以发现有几点不同，一是“好政府主义”不是以胡适为主提出来的，从签名的顺序看，蔡元培才是主导者。而从胡适的回忆中，又知道丁文江先生是主要的倡导者；二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他们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政治主张，概括起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宪政的、直选的、公开的、自由的、有计划的政治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三是他们倡议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也就是“好人”，要敢于利用舆论，要有奋斗精神，与当时的恶势力进行战斗。而这个恶势力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割据的军阀、腐败的政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其他旧习惯等。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应该是与鲁迅先生批评“反动十斤”的思路是一致的。
从胡适的一生看，他的政治理想是改良，不赞成激烈的革命。他所倡导的方法是从造就自由的，高素质的个体开始，并且相信文化改造的力量。他希望用新的文化渗透到每个人中，造出一批的新人。通过新人，来自然而然地完成新的社会秩序的建设。可能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政治理想，基本上与胡适先生的政治理想相合，而胡适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因此，这个“好人政府”的账后来也就记到他的头上来了。
然而，这个当时受到好评的“政治主张”，后来很快就冷落了下来，并且时常为人所诟病，究其原因，除了后来的政治思潮渐渐地以左倾为主以外，还与那些签了名字要做“好人”的人，很快在腐败的政治面前碰了一个大钉子有关。医学博士汤尔和1922年2月做教育总长，但仅仅5天就因为财政预算的争论而辞职了。被冠以“好人政府”标签的王宠惠内阁，也仅仅撑了一个月，便在1922年11月中旬跨台了。而它的财政总长罗文干则因被控在与奥地利签订一项条约时受贿而入狱，尽管后来宣布无罪。1923年1月，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第一个签名的蔡元培先生，时任北大校长，则以辞职抗议罗文干的被捕和政治的丑恶。⑤这一面看出当时政治的腐败是多么地严重，想做一个好人又是多么地艰难，另一面也是“好人政府”受到冷落，社会日趋左倾的原因所在，人们面对如此的黑暗与腐败，渐渐失去了改良的信心而转向爆烈的革命，希望用革命摧毁这可诅咒的一切，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而这一切，都是鲁迅先生亲眼看到的，又因为先生是一个对旧社会、旧制度、旧习惯最坚定的破坏者。所以，鲁迅先生不赞成“好人政府”，并对其进行讥讽也就可以理解了。
（2006年8月13日）
注释：
①②鲁迅，《鲁迅全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224页，第243页；
③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1版；
④傅国涌著《笔底生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128页；
⑤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137页。
作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