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国主题小说”阅读笔记（三篇）
无法压抑的欲望：闽安琪的《红杜鹃》
闽安琪的《红杜鹃》于1994年出版后也立刻成为全美畅销书。《时尚》杂志称这是一本“短小的杰作。”美国所有主要媒体刊物都对这本书进行了评价。一本不厚的书，也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再次使西方读者重温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疯狂，其魅力何在？
闽安琪的这本书也是自传体，与大多数中国作家写的关于文革的真实叙述属同一类别。故事也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从她上小学，作红小兵头目写到她下农场，最后回城作电影演员，参与江青等制做的电影《杜鹃山》的拍摄。在电影拍完之际，毛泽东谢世，江青被捕，因为扮演《杜鹃山》主角，闽安琪也被打入政治冷宫，直到她的朋友，电影演员陈冲帮助她来美国。
与其他文革回忆录不同的是，红杜鹃不是关注文化革命的历史，而是以电影的手法，截取几个断面，以几个女性的故事来反映文化革命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对她这代人心理的塑造。文化革命塑造了一代人，这代人对革命满怀热忱，对党忠心耿耿，下决心彻底放弃自我，成为革命新人。然而，自我的一部分就是性的欲望。这代人是否可以放弃性的欲望从而成为货真价实的革命新人？闽安琪从这个角度。不但描绘了文革对人的基本欲望的剥夺、压迫、摧毁；也控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根本非人性。同时，《红杜鹃》也讲了一个反叛的故事。革命越压抑，欲望越强烈。
书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她的家庭和文革的最初影响。在这里她只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母鸡大胡子的故事，二是她参与批斗老师的故事。闽安琪来自上海的里弄，一个平民之家。文革开始时，她不过是个小学生。不过，那个社会环境迫使她学会了残忍，并尝到背叛的滋味。比如她杀了母鸡大胡子，批判了爱护她的从美国回来的好老师。
第二部分是全书写得最有意思的部分。高中毕业后她来到东海之滨的红火农场，这里她遇到了同连队的知青小绿，连队指导员严和陆。小绿是个爱美的姑娘，在那个性别不分，一律跟男人一样的农场里，显得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小绿在与爱人幽会时被严指导员带的人捉住，闽安琪也参与了这场捉奸。小绿的爱人被指控强奸而枪决，而小绿从此精神崩溃，一蹶不振，几年后黯然死在在一条臭水沟里。小绿的故事显示了文革对人的欲望的压迫和毁灭。
与此同时，闽安琪也到了欲望鼓涨的年龄。她和严之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友谊。严爱上了另一个连的某个男生。闽安琪为他们当信使。可是那个男生不知什么原因，不作回答，闽安琪不愿使自己的朋友伤心，便编故事，安慰岩的心。而且由于她们住上下铺，她们想办法住到了一个床上。白天劳动，夜晚她们钻在一个被窝里，闽安琪讲幻想中的爱情故事，她们抚摸对方，满足她们的性幻想和性欲望。性的欲望如此强烈，她们的同性爱几乎就是在革命的眼皮地下进行的。这种既秘密又公开的同性爱写出了欲望的不可泯灭。革命在这本书中是由那个叫陆女生来化身的。她也住在这个宿舍里，每天搂着一个骷髅睡觉，据说这个骷髅可能是她在江西牺牲的革命爸爸的遗骨。陆除了革命之外，似乎什么都不懂，革命不但使她疯狂到与骷髅同床的地步，革命也没有给她任何对世界和自己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闽安琪被选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的故事。为争演主角，这些被培训的学员勾心斗角。最后闽安琪被叫到北京，被赋予重任，成为《杜鹃山》的女主角。其中和那个神秘的上级的关系写出了闽安琪的对男女爱之中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尝试。就在影片完成之刻，江青的末日也到了。影片终究没有上演。
文化革命时期，是中国禁欲主义达到顶峰的时期。爱情成为禁忌，性欲更是一个不可提的议题。一代人成长在不但对身体无知，也对自己的心理发展无知的社会环境里。革命是轰隆隆的，要求每个人牺牲，要求每个人献身。当献身革命的时候，献出去的身体是否有自己的不可战胜的自然语言？《红杜鹃》的结论是人的自然欲望的不可剥夺。革命试图剥夺人的欲望，与人的本质相反，违法人性自然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把文革从人性的角度考察，从欲望的角度考察，揭示文革的压抑，对人性的毁灭。
这本书写到不同种类的欲望，同龄男女之欲，同性之欲，年龄地位相差悬殊男女之间复杂的欲望。通过对多种欲望的描绘，红杜鹃让读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另一面。那就是，革命也剥夺不了的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欲望的力量。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行为，这在文化革命回忆录的写作中，是一个特殊的、无人触及的侧面。
这本书的确引起很多读者对其完全的“真实”怀疑。读起来太像小说，其真实性就似乎打折扣。不过，我愿为《红杜鹃》一辩，因为写作，说到底，是一种想像行为，想像本是就是虚构。《红杜鹃》走的是象征性的路子。书中每个故事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性手法写作，目的是表达时代精神的真谛，尤如中国写意画。运用自传体是利用这种文学样式的真实感。以自传体写小说，不仅揭示自己的精神生活历程，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人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时代。《红杜鹃》是有自己角度的作品。
《红杜鹃》是一本极为文学性的书。闽安琪的语言非常简单，但是简单之中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1984年来美的时候，她一句英文都不会写。10年后她出了用英文写的小说。她直接把中国的成语翻译成英文，运用在上下文中，生动，新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获得奇妙的陌生化效果。她的语言还十分感性，非常诗意，似乎是非叙事性的，简单的句子里深涵激情，文字很有张力，似乎笨拙的语言获得很强的艺术效果，尤如原始土著艺术。
诚实地写：读拂朗的《晨风》
Lo Fulang（拂朗）的Morning Breeze （可以译作《晨风》或《拂朗》）出版于1989年，正值英文出版文革自传的热潮。1986年，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成为美国全国畅销书，并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库切在《纽约时报》上推荐，从此，关于文革的英文自传在英美形成一个出版热潮。文革以及文革前后的个人经历、个人叙述成为英语出版阅读世界的热点。直到2000年后，这个热潮才因没有新著的出现低落。《晨风》，在这个热潮中是一份质朴的证词。
拂朗是四川内江人。文革开始时她十七岁，正读高中的最后一年，准备考大学。可是1966年5月16日改变了她平静的生活。先是下乡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员，六个星期后被召回学校，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所谓的“社教运动”也错了。从此她就开始以一个高中生的理解力，参与文化革命的种种活动。比如大串联，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并成为这个有上万学生参加的组织的总头目。她积极，认真，充满革命热情，在革命的波动中既奋勇直前，也随波逐流。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迫使她藏匿起来，因为革命的她要被更革命的人逮捕。也许是这个经历，使她开始游离革命之外，武斗开始之后，她基本上已经属于靠边儿派了。
四川的武斗导致的红卫兵自相残杀，史家研究尚属初始阶段。这本书早在1989年就从个人角度描述了四川武斗的令人惊骇的广度和深度。书中，拂朗的好朋友，甚至藏匿和帮助她的好朋友在拂朗游离运动之外到成都小住时，都因武斗而死。拂朗回到内江，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几乎荡然无存。武斗对拂朗和她的朋友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中写到一个名叫雄的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在1967年底就直言不讳地对拂朗分析武斗以来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残酷的封建君王而已，整个文革是毛的一个阴谋，根本的就是除掉自己权力的异己。“整个文革就是一场人吃人的盛筵。毛就是这场盛宴的主人。”面对大部分的朋友都因武斗而死，拂朗震惊之余，也无法继续革命了。
不再革命的举动的第一步，是拂朗去登峨嵋山。在峨嵋山她幸遇了一位女作家，这位女作家意识到她的才华，鼓励她写作，并对她说，写作，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地写！”这位女作家这样鼓励她。不仅如此，她的政治生涯还因为父亲的问题而走下坡路了。她的父亲被诬陷是国民党特务。她的男朋友也宣布断绝与她的关系。 1968年11月，无业待家的整个一代中学和高中生，都被上山下乡运动送到农村农场去了。已经成为闲散人员的拂朗抵制下乡，幸运地进了文艺宣传队，到少数民族居住的石棉矿区为工人演出。可是，那代青年人的命运似乎是逃不掉的，她最终还是下了乡，并且成为了一个赤脚医生。由于上大学无望，她试图自杀，被救后她在农村继续教书直到1978年她才考上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大学的梦想在12年后才真正实现，1985年她来到美国进修。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
拂朗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远离大城市的四川内江。比较北京，上海，内江是一个小城市，革命对小城的冲击不亚于那些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文革的残暴；政治运动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威胁，使每个人的生活高度政治化；文革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破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破坏，以及武斗在四川的后果，书中都作了真实的描绘。正是真实性，使这本书有了证词的意义。本书的副标题是《文革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目的是对世界揭示文革的真相，并通过个人的遭遇来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作证词。
拂朗是时代潮流裹挟的人物，在时代的波浪中翻腾。作者没有否认自己对文革初期活动的积极参与，没有英雄化自己。她试图“诚实地写”，把自己这一代人的经历诚实地写出来。 追求、信仰、热情、失望和无所作为，这些心灵历程，拂朗以质朴态度把令人颤栗的故事一一说给世界，以一滴水来反映时代的洪流。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代人文革经历的证词。
拂朗不是一个分析型的作家。书中的叙述平白直接，按历史年代，集中在文革的前几年。拂朗显然也不具备对所生活的社会时代分析的能力，她只是一个成长在共产中国的高中生。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女孩怎样在时代的风云下，盲目地跟随时代，并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拂朗从北京串连回来，道听途说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出于对另外一个女生的恐惧和报复心理，决定自己组织红卫兵，她的组织居然就发展到上万人。她的目的是“掌权”，如果有了权力，就不必害怕那个女英雄了。这种个人对权力的欲望，使拂朗成为权倾一时的红卫兵头目。这个细节也揭示了红卫兵组织的种种原因及个人因素。
这不是一本深刻的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拂朗的故事毫不新奇，因为她的故事是太普通，太通常，太熟悉了。对世界读者来说，这样的书是必不可少的。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历史上的大浩劫，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一个国家，一个有中庸之道的文化的人民如此疯狂，这本书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力图诚实的描述和证词。
Fulang Lo, Morning Breeze: A True Stor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April 1989.
个人的抵抗：郑念的《上海生与死》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作家约翰·库切感到惊异的是本书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的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 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郑念的身世在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青时代，她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新的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幸运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后，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办公室。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更幸运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末留学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她的工资是由壳派公司发的。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职业妇女之一。她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新中国中成长的，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经不再为壳派石油公司工作的郑念被揪到批斗会场，观看壳牌石油公司原总会计的批斗会。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在生产了自己的石油后，决定断绝与外国的石油生意。郑念已赋闲在家。一两个星期后，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可是，女儿的死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1980年秋，在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之后，郑念终于得以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壳牌公司又为她买了头等舱机票，她飞往加拿大，与妹妹会面，后来又移民美国，终于在首都华盛顿定居。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我觉得悲伤。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现实当然使她失望， 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书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介绍她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自从共产时代开始，我极为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试验品，固定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决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政策变个不停，好像钟摆从左到右摇摆不停。”“昨天对的，今天就错了，基层党领导人的言论只有效一段时间。” 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郑念写到，“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对文化革命，她这样总结的到，“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 书中这些简短的似乎名言一样一针见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对这个制度的深思虑熟的所做出的结论。
本书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个人的抵抗的方式表达的。在本书初始， 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甚至以背诵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临出国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对她来说，一生收集的物品都不值得再存有。
郑念是一个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书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监狱内的当局斗智的较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她的不妥协和对时局的分析，居然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这个六年没出过监狱门的人，仅凭文革时期的报纸，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势的变化，并依此作为自己抗争的论据。她对毛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刻刻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使那些希图从她身上找到证据的人不得不放弃。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这种智慧，体现在作品中，是行文中的洒脱。中国文化不乏智慧，可是中国文学中慧性闪光的作品不多。
而该书的英文纯熟优美，文字清新、洗练，更增加了阅读的吸引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英文，是一个对英文文字有特殊造诣的人才能达到的洗练，生动和诗意。把这本书放在优秀的英语作品中，郑念的语言毫不逊色。
《上海生与死》从一个人的角度描绘文革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种回忆录，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除了我上文提到的之外，书中那个名叫达德的年青人的故事，郑念把他写成一个跟探，似乎证据不那么充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一个兄弟姐妹，夫妻父母都可能互相出卖的文化里，郑念的警惕性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可是我们能责备她么？
有人曾说郑念是为讨好西方人而写这样控诉文革灾难的书的。这种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诉。持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是瞎子聋子哑巴，也不想让别人看和说话，更不想让一个可以对世界说话的人说话。表面上是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还是无缘无故恐惧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无信任的老套。而且“讨好”两字，其实是反应了说这些话的人本身的潜意识的下等人“讨好”心态。 郑念以个人的勇气，让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这种书，越多越好。 一个对自己历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谁是谁。一个对历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无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集大成。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仅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对这场“革命”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为了将来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念。
Nien Cheng :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Penguin Books, 1986.
《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上海生与死》，台湾：新陸出版，民國76年。
闽安琪的《红杜鹃》于1994年出版后也立刻成为全美畅销书。《时尚》杂志称这是一本“短小的杰作。”美国所有主要媒体刊物都对这本书进行了评价。一本不厚的书，也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再次使西方读者重温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疯狂，其魅力何在？
闽安琪的这本书也是自传体，与大多数中国作家写的关于文革的真实叙述属同一类别。故事也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从她上小学，作红小兵头目写到她下农场，最后回城作电影演员，参与江青等制做的电影《杜鹃山》的拍摄。在电影拍完之际，毛泽东谢世，江青被捕，因为扮演《杜鹃山》主角，闽安琪也被打入政治冷宫，直到她的朋友，电影演员陈冲帮助她来美国。
与其他文革回忆录不同的是，红杜鹃不是关注文化革命的历史，而是以电影的手法，截取几个断面，以几个女性的故事来反映文化革命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对她这代人心理的塑造。文化革命塑造了一代人，这代人对革命满怀热忱，对党忠心耿耿，下决心彻底放弃自我，成为革命新人。然而，自我的一部分就是性的欲望。这代人是否可以放弃性的欲望从而成为货真价实的革命新人？闽安琪从这个角度。不但描绘了文革对人的基本欲望的剥夺、压迫、摧毁；也控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根本非人性。同时，《红杜鹃》也讲了一个反叛的故事。革命越压抑，欲望越强烈。
书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她的家庭和文革的最初影响。在这里她只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母鸡大胡子的故事，二是她参与批斗老师的故事。闽安琪来自上海的里弄，一个平民之家。文革开始时，她不过是个小学生。不过，那个社会环境迫使她学会了残忍，并尝到背叛的滋味。比如她杀了母鸡大胡子，批判了爱护她的从美国回来的好老师。
第二部分是全书写得最有意思的部分。高中毕业后她来到东海之滨的红火农场，这里她遇到了同连队的知青小绿，连队指导员严和陆。小绿是个爱美的姑娘，在那个性别不分，一律跟男人一样的农场里，显得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小绿在与爱人幽会时被严指导员带的人捉住，闽安琪也参与了这场捉奸。小绿的爱人被指控强奸而枪决，而小绿从此精神崩溃，一蹶不振，几年后黯然死在在一条臭水沟里。小绿的故事显示了文革对人的欲望的压迫和毁灭。
与此同时，闽安琪也到了欲望鼓涨的年龄。她和严之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友谊。严爱上了另一个连的某个男生。闽安琪为他们当信使。可是那个男生不知什么原因，不作回答，闽安琪不愿使自己的朋友伤心，便编故事，安慰岩的心。而且由于她们住上下铺，她们想办法住到了一个床上。白天劳动，夜晚她们钻在一个被窝里，闽安琪讲幻想中的爱情故事，她们抚摸对方，满足她们的性幻想和性欲望。性的欲望如此强烈，她们的同性爱几乎就是在革命的眼皮地下进行的。这种既秘密又公开的同性爱写出了欲望的不可泯灭。革命在这本书中是由那个叫陆女生来化身的。她也住在这个宿舍里，每天搂着一个骷髅睡觉，据说这个骷髅可能是她在江西牺牲的革命爸爸的遗骨。陆除了革命之外，似乎什么都不懂，革命不但使她疯狂到与骷髅同床的地步，革命也没有给她任何对世界和自己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闽安琪被选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的故事。为争演主角，这些被培训的学员勾心斗角。最后闽安琪被叫到北京，被赋予重任，成为《杜鹃山》的女主角。其中和那个神秘的上级的关系写出了闽安琪的对男女爱之中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尝试。就在影片完成之刻，江青的末日也到了。影片终究没有上演。
文化革命时期，是中国禁欲主义达到顶峰的时期。爱情成为禁忌，性欲更是一个不可提的议题。一代人成长在不但对身体无知，也对自己的心理发展无知的社会环境里。革命是轰隆隆的，要求每个人牺牲，要求每个人献身。当献身革命的时候，献出去的身体是否有自己的不可战胜的自然语言？《红杜鹃》的结论是人的自然欲望的不可剥夺。革命试图剥夺人的欲望，与人的本质相反，违法人性自然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把文革从人性的角度考察，从欲望的角度考察，揭示文革的压抑，对人性的毁灭。
这本书写到不同种类的欲望，同龄男女之欲，同性之欲，年龄地位相差悬殊男女之间复杂的欲望。通过对多种欲望的描绘，红杜鹃让读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另一面。那就是，革命也剥夺不了的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欲望的力量。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行为，这在文化革命回忆录的写作中，是一个特殊的、无人触及的侧面。
这本书的确引起很多读者对其完全的“真实”怀疑。读起来太像小说，其真实性就似乎打折扣。不过，我愿为《红杜鹃》一辩，因为写作，说到底，是一种想像行为，想像本是就是虚构。《红杜鹃》走的是象征性的路子。书中每个故事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性手法写作，目的是表达时代精神的真谛，尤如中国写意画。运用自传体是利用这种文学样式的真实感。以自传体写小说，不仅揭示自己的精神生活历程，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人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时代。《红杜鹃》是有自己角度的作品。
《红杜鹃》是一本极为文学性的书。闽安琪的语言非常简单，但是简单之中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1984年来美的时候，她一句英文都不会写。10年后她出了用英文写的小说。她直接把中国的成语翻译成英文，运用在上下文中，生动，新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获得奇妙的陌生化效果。她的语言还十分感性，非常诗意，似乎是非叙事性的，简单的句子里深涵激情，文字很有张力，似乎笨拙的语言获得很强的艺术效果，尤如原始土著艺术。
诚实地写：读拂朗的《晨风》
Lo Fulang（拂朗）的Morning Breeze （可以译作《晨风》或《拂朗》）出版于1989年，正值英文出版文革自传的热潮。1986年，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成为美国全国畅销书，并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库切在《纽约时报》上推荐，从此，关于文革的英文自传在英美形成一个出版热潮。文革以及文革前后的个人经历、个人叙述成为英语出版阅读世界的热点。直到2000年后，这个热潮才因没有新著的出现低落。《晨风》，在这个热潮中是一份质朴的证词。
拂朗是四川内江人。文革开始时她十七岁，正读高中的最后一年，准备考大学。可是1966年5月16日改变了她平静的生活。先是下乡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员，六个星期后被召回学校，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所谓的“社教运动”也错了。从此她就开始以一个高中生的理解力，参与文化革命的种种活动。比如大串联，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并成为这个有上万学生参加的组织的总头目。她积极，认真，充满革命热情，在革命的波动中既奋勇直前，也随波逐流。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迫使她藏匿起来，因为革命的她要被更革命的人逮捕。也许是这个经历，使她开始游离革命之外，武斗开始之后，她基本上已经属于靠边儿派了。
四川的武斗导致的红卫兵自相残杀，史家研究尚属初始阶段。这本书早在1989年就从个人角度描述了四川武斗的令人惊骇的广度和深度。书中，拂朗的好朋友，甚至藏匿和帮助她的好朋友在拂朗游离运动之外到成都小住时，都因武斗而死。拂朗回到内江，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几乎荡然无存。武斗对拂朗和她的朋友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中写到一个名叫雄的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在1967年底就直言不讳地对拂朗分析武斗以来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残酷的封建君王而已，整个文革是毛的一个阴谋，根本的就是除掉自己权力的异己。“整个文革就是一场人吃人的盛筵。毛就是这场盛宴的主人。”面对大部分的朋友都因武斗而死，拂朗震惊之余，也无法继续革命了。
不再革命的举动的第一步，是拂朗去登峨嵋山。在峨嵋山她幸遇了一位女作家，这位女作家意识到她的才华，鼓励她写作，并对她说，写作，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地写！”这位女作家这样鼓励她。不仅如此，她的政治生涯还因为父亲的问题而走下坡路了。她的父亲被诬陷是国民党特务。她的男朋友也宣布断绝与她的关系。 1968年11月，无业待家的整个一代中学和高中生，都被上山下乡运动送到农村农场去了。已经成为闲散人员的拂朗抵制下乡，幸运地进了文艺宣传队，到少数民族居住的石棉矿区为工人演出。可是，那代青年人的命运似乎是逃不掉的，她最终还是下了乡，并且成为了一个赤脚医生。由于上大学无望，她试图自杀，被救后她在农村继续教书直到1978年她才考上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大学的梦想在12年后才真正实现，1985年她来到美国进修。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
拂朗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远离大城市的四川内江。比较北京，上海，内江是一个小城市，革命对小城的冲击不亚于那些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文革的残暴；政治运动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威胁，使每个人的生活高度政治化；文革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破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破坏，以及武斗在四川的后果，书中都作了真实的描绘。正是真实性，使这本书有了证词的意义。本书的副标题是《文革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目的是对世界揭示文革的真相，并通过个人的遭遇来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作证词。
拂朗是时代潮流裹挟的人物，在时代的波浪中翻腾。作者没有否认自己对文革初期活动的积极参与，没有英雄化自己。她试图“诚实地写”，把自己这一代人的经历诚实地写出来。 追求、信仰、热情、失望和无所作为，这些心灵历程，拂朗以质朴态度把令人颤栗的故事一一说给世界，以一滴水来反映时代的洪流。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代人文革经历的证词。
拂朗不是一个分析型的作家。书中的叙述平白直接，按历史年代，集中在文革的前几年。拂朗显然也不具备对所生活的社会时代分析的能力，她只是一个成长在共产中国的高中生。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女孩怎样在时代的风云下，盲目地跟随时代，并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拂朗从北京串连回来，道听途说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出于对另外一个女生的恐惧和报复心理，决定自己组织红卫兵，她的组织居然就发展到上万人。她的目的是“掌权”，如果有了权力，就不必害怕那个女英雄了。这种个人对权力的欲望，使拂朗成为权倾一时的红卫兵头目。这个细节也揭示了红卫兵组织的种种原因及个人因素。
这不是一本深刻的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拂朗的故事毫不新奇，因为她的故事是太普通，太通常，太熟悉了。对世界读者来说，这样的书是必不可少的。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历史上的大浩劫，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一个国家，一个有中庸之道的文化的人民如此疯狂，这本书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力图诚实的描述和证词。
Fulang Lo, Morning Breeze: A True Stor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April 1989.
个人的抵抗：郑念的《上海生与死》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作家约翰·库切感到惊异的是本书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的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 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郑念的身世在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青时代，她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新的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幸运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后，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办公室。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更幸运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末留学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她的工资是由壳派公司发的。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职业妇女之一。她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新中国中成长的，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经不再为壳派石油公司工作的郑念被揪到批斗会场，观看壳牌石油公司原总会计的批斗会。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在生产了自己的石油后，决定断绝与外国的石油生意。郑念已赋闲在家。一两个星期后，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可是，女儿的死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1980年秋，在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之后，郑念终于得以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壳牌公司又为她买了头等舱机票，她飞往加拿大，与妹妹会面，后来又移民美国，终于在首都华盛顿定居。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我觉得悲伤。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现实当然使她失望， 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书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介绍她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自从共产时代开始，我极为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试验品，固定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决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政策变个不停，好像钟摆从左到右摇摆不停。”“昨天对的，今天就错了，基层党领导人的言论只有效一段时间。” 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郑念写到，“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对文化革命，她这样总结的到，“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 书中这些简短的似乎名言一样一针见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对这个制度的深思虑熟的所做出的结论。
本书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个人的抵抗的方式表达的。在本书初始， 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甚至以背诵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临出国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对她来说，一生收集的物品都不值得再存有。
郑念是一个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书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监狱内的当局斗智的较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她的不妥协和对时局的分析，居然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这个六年没出过监狱门的人，仅凭文革时期的报纸，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势的变化，并依此作为自己抗争的论据。她对毛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刻刻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使那些希图从她身上找到证据的人不得不放弃。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这种智慧，体现在作品中，是行文中的洒脱。中国文化不乏智慧，可是中国文学中慧性闪光的作品不多。
而该书的英文纯熟优美，文字清新、洗练，更增加了阅读的吸引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英文，是一个对英文文字有特殊造诣的人才能达到的洗练，生动和诗意。把这本书放在优秀的英语作品中，郑念的语言毫不逊色。
《上海生与死》从一个人的角度描绘文革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种回忆录，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除了我上文提到的之外，书中那个名叫达德的年青人的故事，郑念把他写成一个跟探，似乎证据不那么充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一个兄弟姐妹，夫妻父母都可能互相出卖的文化里，郑念的警惕性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可是我们能责备她么？
有人曾说郑念是为讨好西方人而写这样控诉文革灾难的书的。这种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诉。持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是瞎子聋子哑巴，也不想让别人看和说话，更不想让一个可以对世界说话的人说话。表面上是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还是无缘无故恐惧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无信任的老套。而且“讨好”两字，其实是反应了说这些话的人本身的潜意识的下等人“讨好”心态。 郑念以个人的勇气，让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这种书，越多越好。 一个对自己历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谁是谁。一个对历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无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集大成。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仅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对这场“革命”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为了将来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念。
Nien Cheng :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Penguin Books, 1986.
《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上海生与死》，台湾：新陸出版，民國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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